2011年5月6日，一座铜制雕像坐落于苏州市职业大学校园内，铜像的主人是一位戴着眼镜气质儒雅的学者，手中拿着学校规划图纸，坐在藤椅之中，目光睿智凝视远方。他便是这所学校前身苏南工业专科学校(苏工专)的校长；他是苏工专之光，他桃李满天下，为中国培育了无数工业人才；他就是被尊称为“邓老夫子”的邓邦逖先生。

邓邦逖(1886-1962)，字著先，江宁人，祖籍吴县洞庭东山。英国利兹大学纺织研究班毕业，是中国第一位纺织工程学位获得者。长期担任苏州工业专门学校(解放后改名苏南工业专科学校)校长。

救国之梦

邓邦逖出生名门，曾祖父邓廷桢做过清末两广总督，曾协助林则徐在虎门销烟，并在鸦片战争时痛击英国侵略军，在历史上赫赫有名。家族中出了这样的民族英雄，颇引以为傲，为继承爱国的传统，邓廷桢之子便给自己新生的孙儿取了颇有深意的名和字“邦逖”，意在以东晋闻鸡起舞的祖逖为楷模；“著先”，意在救国、强国的道路上“猛着先鞭”。这个孩子长大后果然不负祖辈的期望，走上一条“矢志工业救国、教育救国”之路。

幼年的邓邦逖在私塾读书，受到中国传统教育的启蒙。14岁时，他进入宜昌华美书院读书，这所教会学校又带给他西方教育的洗礼，他在此学到了物理等近现代科学，视野变得更加开阔。1905年，他的堂兄即苏州著名的藏书家群碧楼楼主邓邦述，保送他至江宁应官费留学考试，结果他被英国曼彻斯特大学顺利录取，就读于该校纺织系。1908年他从曼彻斯特大学毕业后，又进入英国利兹大学纺织研究班深造，直至1912年毕业。他成为在国外学习纺织工程获得学位的第一个中国人，期间还发表了关于纺织理论的著作，现仍陈列于这两所学校的博物馆和研究室里。当时导师再三挽留，要他留在英国，但他深感落后的中国受到洋人歧视，为了圆心中“工业救国”之梦，他婉言谢绝了导师的好意，毅然回国。

学成归来，他的人生道路本有多种不同的选择，既可受聘于政府平步官场，也可经营实业成为资本家，而他却满怀着“发展工业从培养工业人才着手”的抱负，将自己在外深造学到的纺织专业知识运用到中国尚不发达的工业教育中。

1913年，邓邦逖受聘任江苏省立第二工业学校纺织科主任。这所学校就是我们后来所熟知的被称为“工程师摇篮”的苏工专，自此他与苏工专结下不解之缘。1919年他任该校代理校长，1923年学校改名江苏公立苏州工业专门学校，翌年他正式接任苏工专校长。他在纺织上的专长受人瞩目，英国的纺织界专家曾慕名来华拜访他，北洋政府内阁总理周自齐和大实业家刘鸿声等人也想要重金聘请他，然而他始终不愿意放弃苏工专的教育工作，一律婉言谢绝。一直到1956年院系调整撤校，他在这所学校从事教育四十四年，掌校三十一载，老苏工的师生们都尊敬地称呼他为“邓老夫子”。

校务事亲

苏工专，校址位于苏州三元坊沧浪亭北。二三十年代，学校开设土木、建筑、染织、机械四个学科，设34门课程，其中专业课29门。这所学校的特色是治学严谨、学以致用，培养的高、中级工业人才遍及全国各地，在中国纺织工程界具有相当权威。

自担任苏工专校长一职后，邓邦逖便尽心尽力投入学校建设，当时省拨经费短缺，校舍不敷使用。他一面开源节流，一面四处活动筹措资金，盖起了教学楼，建起了实习工场，充实了设备仪器。但是苏工专命运多舛，创办以来屡遭变故。邓邦逖一次次挺了过来，与苏工专共渡难关。

1927年，教育部实行大学区制，将苏工专的师生及硬件设施都并入南京国立第四中山大学。邓邦逖认为苏工专这样的独立专科学校不应被取消，因为它培养的是社会上紧缺的专业人才，已在社会上有了一定影响力。在他的极力主张下，中山大学于翌年9月在苏工专原址上开办“附设苏州职业学校”，他也被委派为校长。但他仍在为恢复苏工专到处奔走呼吁，经再三努力，终于1932年恢复建制，定名为江苏省立工业学校。凭借着苏工专和邓邦逖的声望，学校在1935年获得国内第一个纺织管理机构“棉业统制委员会”的资助，得以建立起纺织实习工场和机械实习工厂，又添购了一批器械和图书。在邓邦逖的努力下，苏高工渐渐恢复到原来的规模。

然而好景不长，不到两年，苏州沦陷，他带领全校几次迁徙，从常州到武进再到上海租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军进占上海租界，江苏省教育厅的经费已被中断，而他不愿接受日伪政府控制，顶着压力拒绝将学校登记立案，以苏工专工业补习班的名义坚持上课，还经常公开发表爱国言论，不失民族气节。邓邦逖依靠自己的人脉力量，得到上海纺织界名流和早期校友的鼎力相助，创办了私立上海工业专科学校，将原来苏工专工业补习班的学生全部纳入，改头换面将学校巧妙保留下来。那些不愿接受日伪殖民教育的学生纷纷前来报考。即便在最艰难的时刻，邓邦逖也始终不忘自己教育救国的初衷，为民族工业保留薪火。

抗战胜利后，苏工专得以恢复，但实习工场和实验室已在战乱中被毁坏殆尽，校舍一部分也被军队占用。邓邦逖重新被任命为江苏省立工业学校校长，他制订了一套详尽的“苏工恢复设备计划”，将上海的仪器设备都运回苏州，一面向江苏省教育厅申请拨款，同时请求纺织界名流的帮助，他恳切地说道：“庶几教学效率，得收事半功倍之效，所望教育当局、社会贤达，力于促成，则不仅本校之幸，抑亦社会之福焉。”并与蒋骥、刘敦桢、胡粹中等人筹划恢复了建筑科。可惜那几年内战不断、物价飞涨，苏工专的经费捉襟见肘，他的一些计划难以实现。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苏南行署文教处拨了一笔专门款项，添置了苏高工的实验设备，建起了机械实习工场，邓邦逖总算了却了一桩心事。

桃李七千

苏高工的校风是：“忠诚、谨严、刻苦、求实”，这是邓邦逖提出来的。这所学校招收的学生大部分是寒门子弟，具有虚心好学上进心强、作风朴实吃得起苦的特点，在工业界有良好的口碑，故苏工专毕业的学生在社会上很受欢迎。

当然，有名师才能出高徒，所以邓邦逖对教师的选择要求很高，苏高工的老师大多知识渊博、术有专攻，很多都和邓邦逖一样是海外归来的留学生。曾在此任教的陈从周把苏工专比作是培养学者教授、工程人才的摇篮和温室，称它和苏州园林一样“小而精”，是办教育的历史典范。苏工专名师辈出，有柳士英、刘敦桢、陈从周、姚承祖等著名建筑家，陈迦庵、胡粹中等知名画家，还有钱宝琮这样的数学史家。这些名师授课兢兢业业，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很受好评。邓邦逖对刘敦桢尤为欣赏，每每提及都赞不绝口。刘敦桢上的课，有令人“神驰内外、心旷神怡”之感。邓邦逖的人才观点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他广招贤才，除了礼聘刘敦桢这样的建筑学大家，也大胆起用匠人出身的姚承祖讲授中国建筑学。一个匠人走上了高等学府的讲台，当时有人颇有异议，但事实证明邓邦逖的选择非常英明。姚承祖凭借着他丰富的实践经验、渊博的建筑学知识，将苏工专的讲师工作经营得十分出色，并将他在授课期间根据祖传的建筑法及自己的毕生经验，写成一部至今对中外建筑师起到极大影响的《营造法原》，被刘敦桢盛誉为是“南方中国建筑之唯一宝典”。邓邦逖本人更是身体力行，因为纺织科是国内早期开设的学科，缺乏经验和教材，邓邦逖收集各种国外资料进行翻译，并结合实际编写成讲义，他上的课深入浅出非常实用，很受学生欢迎。他与苏纶纺织厂、章华毛纺厂等著名企业长期联系，作为学生的实习场所，让他们能够理论联系实际，掌握更多的生产一线知识，提高操作能力。

在这样强大的师资力量下，苏工专的学生自然也是人才辈出。邓邦逖在任期间学生毕业3500人、肆业4000人，真正是桃李满天下。苏工专走出的学生在各行各业都涌现了很多佼佼者，而在各大工厂、设计院、高校中成为工程师、建筑师、厂长、校长、教授的更是不计其数。

澹泊明志

翻开泛黄的邓邦逖个人档案，解放后对他的鉴定是“对政治毫无兴趣，抱不闻不问态度”。其实他在抗战时期那段表现已证明他并非真的两耳不闻窗外事，而是始终对自己的救国理想矢志不渝。

他关心底层百姓，不但将苏工专的招生面向广大农村贫寒学生，还曾向苏沪等地纺织厂、丝织厂建议，请他们向附近农民发放低息贷款，鼓励农民种棉养蚕。他担任江苏省第二模范丝织工场场长期间，为江苏全省培养了一批有用人才。

抗战胜利后，中共地下党徐懋德、唐崇侃等人在苏州成立了一个文心图书馆，以书为媒，向群众宣传进步思想、发展壮大革命队伍。为了给这个党的外围组织找一顶保护伞，他们特意聘请邓邦逖等知名人士组成文心图书馆董事会，邓邦逖也欣然应允。解放前夕，苏工专有过地下党领导的学潮运动，邓邦逖保持中立，他主张“自由”、“爱护同学”的观点，对停课闹革命的学生运动虽然不支持，但也力阻国民党城防指挥部入校镇压。由于他不问政治，不与当局积极配合，导致学校经费受到教育厅刁难克扣，他不得不寻求上海棉纺业资本家和中纺公司的帮助。

他长期浸染英国式“绅士”风度和“自由主义”教育，平易近人、待人宽厚，且不分高低贵贱，无论上流高层还是底层劳动人民，他都一视同仁。对于解放前内战中的混乱政局，他表现消极，终日在家陪妻子打牌、清谈。1952年，他被委任为苏南行署委员，苏工专也得到政府专款建设，他颇受鼓舞，重新积极投入到教育事业中，终日伏案备课、编写讲义。1956年，苏工专奉命并校内迁西安，伴随他四十四年、在他心目中就像自己身体一部分的苏工专没有了，邓邦逖的内心十分失落。

卸去校长之职，他被任命为江苏省人民政府委员、江苏省纺织工业厅副厅长。政治待遇提高了，但他仍然保持书生本色。他的同事江苏省纺织工业厅厅长张耀华(曾任南京市委书记、市长)，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我和邓老在省纺工厅共事六年，邓老给人们的印象是：为人谦虚低调，没有架子，对周围的同志很和气，而且生活十分简朴。”1956年，年逾七十的邓邦逖还经常去省里各家纺织厂、纺织机械厂等基层单位了解情况、指导工作。他一生淡薄名利、两袖清风，从不计较个人得失，身后没有什么积蓄，却赢得了世人永恒的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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